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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压力下如何扩投资、稳增长

发布时间:2018-07-27

 

作者:宋雅琴

大岳基础设施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7月20日,三个重磅的资管新规配套政策出台,央行发布资管新规细则、银保监会就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证监会就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管业务管理办法和运作管理规定征求意见。认真研究会发现,政策中降杠杆的因素在减少,有稳杠杆的趋势,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半年的收紧政策进行放松。

 

去年11月财办金〔2017〕92号文出台以后,几个中央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分别从各自的角度部署降杠杆、防风险的工作。政策的叠加效果在春节后逐渐显现。近一段时间,债务违约、流动性危机、地方政府公务员欠薪的消息不断,且有蔓延趋势,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政策叠加产生如此之效果,可以说是在意料之中,但同期叠加贸易战的因素,则在意料之外,无论如何,这不是降杠杆的初衷。

 

回头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降杠杆的方向是没错的,问题在于政府各部门如何相互配合、打好组合拳,有章法的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实际情况是,几个部门出台政策相互叠加,表明上看都有一定道理,但叠加之后让市场主体没有了生存空间,就对经济产生了强力冲击。还好,后出台的政策在征求意见后做了适当调整,如明确允许公募资产管理产品可以适当投资非标、给予非标资产回表一定的妥善处理空间。这次最新出台的几项政策是对去年年底以来政策用力过猛的一次矫正,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

 

接下来怎么办?

 

经济下行情况下扩大投资是大概率事件,问题是如何让投资真正起到稳增长的作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把调结构与扩投资结合起来,不再走粗放式投资的老路。我们认为以下五点是关键。

 

第一,正确认识PPP的使命定位,大力发展PEP(Public-Enterprise-Partnership)。中国式PPP不是西方语境下的PPP,中国式PPP本质是PEP,包括了政府与国企合作。PEP与以往的土地财政、平台公司、政府购买服务等经济政策相比,引入了市场机制,理顺了政企关系,而且公开透明,有利于政府监管,可以大幅度提高投资效率。PEP不是没有缺点,但是与以往经济政策相比是最好的投资工具,应该大力发展。

 

第二,大力调整限制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少用行政手段,让市场发挥作用,实现科学发展。现行资本金制度很不合理,它用行政手段取代了市场机制,造成了社会资源浪费,必须加以改革。财政资金大包大揽的解决城乡全部公共服务的思路也应改变,应加大公共服务收费机制和价格机制改革,让中高收入阶层按成本付费,把有限的财力用来补贴低收入群体。

 

第三,加大新建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减少盲目投资和投资失误。政府投资项目的前期论证不足是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其中,项目本身的非必要性和运作方案设计不当是造成失误的核心。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前期工作不能讲哥们义气,不能以省钱、省时间为目的。中介机构在前期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应该认真吸取本地和其他地方的经验教训,要引入严谨、专业的研究分析论证。前期工作失之毫厘,整个项目将谬以千里。

 

第四,加强投资项目储备工作。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激发社会活力,推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要保证此轮定向宽松的政策精准到位,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项目的储备工作就十分重要。PPP项目中,有一批前期工作比较充分、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规范、已经通过竞争程序选定社会资本、项目信息披露充分的项目,这些项目已经获得了社会资本的认可,没有完成融资交割主要是受到宏观流动性收紧的影响,项目本身的质量没有问题。当定向宽松政策释放流动性时,应优先支持这类项目,而不宜另起炉灶、生造新项目。

 

第五,加大力度转变政府职能。经过PPP过去四年的推广,政府已经从投资、建设、运营的服务者转变为监管者,这一改革过程不仅不能倒退,更要坚定往前走。监管的难度本身并不比投资、建设和运营低,这个转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国目前的监管体制还远远没有到位,监管体制建设任重道远。对于PPP来说,让市场和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前提一定是政府的行政监管和合同监管到位,否则就会出问题。目前地方政府普遍愿意与央企合作,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对央企监管的体制性成本要低于民企和外企。随着中央三令五申要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监管能力、完善监管制度,才能够为政府和民企、外企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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